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关系的发展，宗教的活动方式和对外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举个例子，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佛奴这种东西，陈朝（宋齐梁陈时期）尤为严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有些为了生计加入了佛门，佛门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这些农民就成为了奴隶。而现在佛教是绝对不会把人变成奴隶的。

　　而在东方，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和睦关系并很快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后，在整个中世纪统治西方世界的一直是两大权威，即教宗与皇帝。8世纪教宗国建立，13世纪时教权达到顶峰，罗马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结合在一起，发动宗教战争，奴役广大劳动人民，推行殖民主义，罗马天主教会设立宗教裁判所。在几个世纪中，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和科学家、进步人士。

　　教会内部则充满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成为人们抨击和嘲讽的对象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罗马教会在达到鼎盛时期后，在战争的损耗和社会进步的冲击下，由盛转衰，包括但不限于：

　　近现代种种哲学思潮、社会学说对中世纪神学的冲击，国际政局对教会的震动，科技进步对宗教世界观和天主教神学的冲击...

　　面对如此困难，一个严重的、关系到教会的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摆在梵蒂冈的面前。过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前的世界是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教会从组织到神学，从教会法到礼拜仪式，从活动方式到对外关系都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在1950年代末，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急剧变化，许多国际因素都对教会作出新的抉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法西斯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意大利和德国彻底撕破脸皮，希姆莱刺杀洗头佬失败被放逐到勃艮第，德日在中东地区的冲突愈发严重。

　　其次，亚非拉众多国家的实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还在被二十年前的战胜国剥削，但翅膀也逐渐硬了，也逐渐有了说不的资格。

　　最重要的一点，此时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开阔的眼界。他知道如果再守着剩下的那点东西教会将被淘汰。

　　于是他发起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会议对教会进行了改组，并对教会本身的认识和教会将怎样面对现代世界做了总结与分析，若望二十三世想要搞改革，要与时俱进，那就有和他唱反调的。

　　虽然会议在1962年10月（历史上也是这个时间）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世界各地的教会大多表示支持，但也有将近五分之一的教会组织表示强烈反对，毕竟会议上许多崭新的观念被摆到桌面上向传统的旧观念挑战，持不同意见者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是争吵和抗议，个别的与会人员怀着强烈的不满愤而退出会议。

　　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传统国家的保守派势力强大，他们反对会议的一系列改革，认为这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原则引入了天主教，进而指责梵蒂冈会议为非法，并把矛头直指教宗，宣称发动这场革新运动的教宗是异端分子，他们认为这是“新时代梵蒂冈特*天主教修*主义”。

　　而另一些比较激进的派系——很多来自拉丁美洲，他们认为改革不彻底，别改良了，直接宗教革命——用人话说——“不够左，差评！”

　　大多数教众还是表示赞同，一些西方共*党和西方马*思主义者们热烈欢迎会议的改革，认为教会从此有了“进步性”和“人民性”，剔除了“教会内的封建残余”。

　　而在瑞士，保守派系的实力空前强大，他们还在用中世纪的那一套教义来控制人们，不得不说从陈白经历的这些事看来，教会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

　　不知道为什么，贫穷、愚昧、疾病、战争总是结伴而行，曾经在欧洲区相当发达的瑞士，经历了二十年，也在无穷无尽的难民涌入、罪犯放逐和德国吸血下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生活水平倒数的国家。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洲水平的穷困不等于在亚洲水平的穷困，陈平（champion）不等式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正确的——2000越南盾大于3000美元，不同地区也要看不同水平发展嘛！

　　又说一个人的智商是120，一群人的智商总和也是120，这或许便是瑞士那么多“脑瘫”的原因吧，陈白作为第一个提出解决方案的救星，贡献最大，也应该讲两句，她先是抿了抿嘴，用盆子里新打的井水洗了把脸，组织一下语言：

　　“镇民们，我十分高兴没有一个人死亡，大家都还活着...”

　　最开始还是例行公事般地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集体合作感谢冲在最前面的几位勇士，但说着说着味道就变了——

　　“在平静的学院里沉思天上奥秘的神学必须死去，神学必须双脚着地，背起历史的十字架，为穷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战斗。这样的历史不容错过，错过这样的历史意味着错过历史之主的启示，错过成为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机会。”

　　她知道，对于这些从小到大接受神学洗礼的镇民，光是说几句自己脑中一鳞半爪的红色金句就是放屁，还不如从镇民们更能接受的角度开始，至少把他们陈旧的思想扭过来，教会不应该高高在上愚弄人民。

　　宗教劝人向善的教义近乎是全世界通用的（邪教除外），如果宗教真的能做到如同它教义所宣传的那样，世界早就和平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可现实是那些脑满肠肥的教宗教皇正在奋力刮干净底层人民兜里的最后一个铜子。正是这些宗教的“蛀虫”，给很多人留下了“精神鸦片”的坏印象。

　　她希望证明宗教并不完全是使人麻痹的精神鸦片。

　　在知识水平跟不上的时候，挽救一个信徒更好的做法是称“我是你的主派下来帮助你的”，而不是讲科学道理。同理，面对这些固执的镇民，陈白目前能做的就是给自己的理念披上一层神灵的毛衣。带有一丝神圣性。

　　让自己的理念带着宗教去参与世俗事务，她知道这必然背负着巨大的争议性，用神学为自己的左翼立场辩护——这放在现代也是极其可笑的事情。

　　唉，此一时彼一时，逸一时误一时。

　　“人乃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摸样创造的，穷人要活着的声音即是天主的声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够听到天主的子民们的呼声的生命之主。历史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对穷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耶稣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主，就临在于这些因贫困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无法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无动于衷...”

　　也许是陈白本身就有口才的加成，也许是本来镇上就有思想濒临觉醒的人们，她的话如临门一脚，让一些了解宗教的人有了新的看法。

　　第一个做出选择的便是在教堂起火事件中目睹一切的神父。

　　他把自己关在祷告室里整整三天，除了喝点水解决生理问题，这三天他一直对着神苦思。当焦急的牧师看见神父走出祷告室，神父虽然身体虚弱但满脸光亮。神父当晚就写了一封信给地区主教：

　　“我请求红衣主教阁下准许我辞去神父的职责以便能够在俗世为我的人民服务。我的牺牲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信仰变得更加真诚。为了更确实地成为一个神父，我脱下了神父的袈裟。”

　　第一个人已经出现了，那第二个、第三个觉醒者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