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高元年的冬天到了。
李西平抖了抖身上的雪，他穿着棉大衣，戴着狗皮帽子，一副东北土财主的打扮，完全看不出是个中层官员。
诸葛阳宁急着把李西平找来，说是要和他谈在京城建立食品厂的事情。按理说，这种生意和封宁谈就可以了，李西平好歹是个官，就算上班时一直摸鱼，直接旷工也不合适。但诸葛阳宁非要李西平来不可，他也只能给自己批了个病假，赶来了京师。
李西平意识到，丰台火车站的气氛不太对劲，巡逻和站岗的士兵似乎有点多。李西平没有多想，因为光看到这一个表象，想也是白想，诸葛阳宁的智力远在他之上，了解的情报更是不知多到哪里去，见了诸葛阳宁直接问就是了，犯不上浪费时间去猜。
李西平的排场比普通官员小得多，在这个人力极度便宜的时代，许多小官乃至土财主出门都是前呼后拥。而李西平本来就不爱张扬，这次诸葛阳宁突然叫他来显然是有事，他更不会张扬，只带了老于、小海、小乐三个随从。上了诸葛阳宁家里管家安排的马车，他们一行四人便被拉到了诸葛阳宁的府邸。
没有任何接待的礼数，李西平被直接带到了诸葛阳宁的书房，李西平见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诸葛阳宁老了。
这是废话，李西平都已经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诸葛阳宁年纪比他更大，能不老吗。但是时隔数年再见面，李西平感觉诸葛阳宁比自己预期的老得多。
诸葛阳宁也不和李西平多废话，就好像两人都还是住在麻城县衙的宿舍里，昨天才一起吃完饭一样，递上一份文件：“这是京南食品厂的材料，你看看吧。”
李西平毫不客气地自己找椅子坐下，把材料读了一遍：“面粉和榨油的项目没什么大问题，面和油是生活必需品，在京城不会愁销路，附近小作坊的处理方式再改进一下就行，这个我在沈阳做过。但是罐头和香肠的部分问题太大了。”
李西平从衣袋里掏出自己准备的一份材料放在书案上：“就先说猪的价格，东北和华北能是一码事吗。这是沈阳、京城两地一些和食品厂相关的物价对比。还有就是销路的问题，我也不看好。”
“军队的需求已经饱和了，就算现在是战争期间，朝廷不大规模扩军，食品消费就多不了，沈阳、哈尔滨、武昌等地的食品厂足够供应。前线官军能卖罐头给曹军，我们京城城外的罐头厂总不能直接卖吧，靠那帮倒卖军需的能有啥利润。”
“京城要是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有一批能消费又工作忙的市民，那各种方便食品的消费肯定多。可问题是，京城的繁荣靠的是政治中心的地位，大部分老百姓还是穷苦的。真正有消费能力的达官显贵，干嘛放着鲜肉不吃吃罐头呢。我在沈阳的罐头厂，之前往京城销货就卖得不多，就算这个工厂建在京城城外，运输成本低了，可关内粮食少，养猪和其他禽畜都比辽宁少，这原料成本又高了。既然沈阳食品厂的货争到的市场份额不多，那京南食品厂又多什么呢。一下子就把产业规模弄得这么大，投资和雇员数量都太多了，很难盈利。”
诸葛阳宁草草看了一下李西平准备的材料：“既然你也这么说，那就没错了。如果我说，这是任务，非做不可呢？”
李西平说：“那就先做面粉厂，京城已经有了两家皇商的面粉厂，但是都偏向于精粉，我们做面向市民市场的粗粉，不和他们抢。面粉长途运输和仓储很麻烦，外地面粉进京比较贵，至少在京城市场上，京郊的面粉厂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不过天子脚下磨面粉的估计也不是善茬，这事还得和同业们商量一下。我在沈阳的食品厂也拉了几个中等磨坊主入股，那些都不在衙门登记，自家院子里就干了的小作坊就实在顾不上了。先把面粉厂作出一点成绩，就可以和上面交差了，剩下的一点点来嘛，面粉厂整好了，再慢慢筹备榨油厂。榨油牵涉的利益就多了，这是封家的老本行，我最熟悉，急不得，原料供应、销路、和同业的关系，这些都得一步步铺好。别的就暂且不提，京城以后肯定也会消费海量的罐头和香肠的，不过那还早着呢。”
李西平当然知道诸葛阳宁的“上面”是谁，但是他毫不在意地认为这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在大顺基层，糊弄皇帝是大小官吏最普通不过的日常。比如顺朝的人口统计，理论上可以精确到个位数，但实际上里长报到县里的数字可能就是随口瞎编的。
诸葛阳宁又递上一份文件：“你再看看这个。”这也是一份工业建设方案，不过比李西平刚才看的食品厂方案粗略得多，是一大堆工业项目的简介。
诸葛阳宁说：“你是老资格的洋务派了，你觉得这些个工程怎么样？”李西平说：“只看简介的话，大致还行，有些小毛病，不算严重。只要经办之人不胡来，稳扎稳打，二三十年可有小成。皇上选了哪些？我看八号这个毛呢厂就很好，我在沈阳经常和毛呢厂的人打交道，这个项目要是上马了，我可以投点钱。”
“全是。”
李西平怀疑自己听错了：“啥？”诸葛阳宁说：“你看到的名录就是皇上选中的，这156个全都是。现在各地的洋务学校都在扩招，五年后要出初步成果。”
“他脑袋被驴踢了？”李西平怒道，毫不在意自己骂的可能是全世界个人权力最重的人，“156个，还五年出成果，他以为他是斯大林还是米高扬？化肥厂和兵工厂我就不说什么了，煤矿，唉，大不了挖出来当柴烧，纺织厂弄那么多干什么！纺织业弄死的人数岂是煤矿能比！”
“造他妈的海军，五年攒出来的海军有个屁用！打英法打不过，对付别的小国，大顺这点海外利益，用得着这么多军舰？海军干烧钱不盈利，得砸进去多少？现在国内那么多急事，新式陆军才编了六个镇，上哪弄钱建海军！”
“就这个电报的建设方式，要是不赔本我是孙子。现在除了官府和军队，有几个人用得起电报？现在咱们的通信市场没发展到有大量商用民用需求的地步，这么急着大建电报必赔无疑。还有武昌到成都的铁路，这是人想出来的主意吗？我说二三十年有小成，那是指二三十年能把路线勘探做完。”
见李西平不那么激动了，诸葛阳宁缓缓问道：“那你觉得，皇上的脑袋是被哪头驴踢了？”
李西平哼了一声：“为了找理由买醋，所有包了顿饺子。”若是二十年前碰上这种事，李西平可能单纯认为皇帝发疯了，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是老油条了，自然一点就通。
诸葛阳宁说：“既然皇上吃饺子想蘸醋，那酱油又该如何呢？”
李西平点了点头：“不干了也好，咱们这个岁数，得清闲处且清闲，回家养老比什么都踏实。”诸葛阳宁说：“也确实没法干了，这只是个开头而已。这首辅的差事谁爱接谁接，反正我是接不住了。”
李西平说：“接下来还打算折腾什么？缫丝还是火柴？”诸葛阳宁说：“你别老窝在那工厂，弄得想象力都退步了。等几天吧，等几天就都知道了。”
这一等就是将近一个月，在诸葛阳宁为代表的一批德明末期重臣以年迈、患病等理由低调退休之后，后世外国中学生学世界史时都不得不提的全高新政，终于出炉了。
并没有某一道专门的政令作为新政的总纲领，不过李西平靠着对自己原来的时空的历史的了解，很快就从纷乱下发的众多上谕中找到了重点。
经济上，首先当然是兴实业，那一大堆洋务企业的项目被抛了出来。这么多工程，没有配套的人力资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各个洋务领域都要兴办自己的专科学堂。
工业的基础是农业。全高帝下令设置了专门的农学院，负责引进外国农业技术和自行研发。为农业技术研发设置了专项资金和奖金，还要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队，先选几个县作为试点，试行蚕桑、种植等方面的新技术。
商业上，主动增开天津、营口、淡水、台南、登州、潮州、琼州、仁川、釜山、海防、岘港、温州、廉州、镇江（辽宁镇江，即丹东）、海参崴十五个通商口岸，全面改革原有税关体系，在一些行业废除垄断。
军事上，要扩建军校，增设一些工兵、骑兵、炮兵、海兵等专门科目的军校。裁撤空虚无用的卫戍部队，再新编六镇新军。裁撤自己就是走私贩子的地方水师，对原有的少数新式水师进行大扩编，建立新海军。与之配套的自然还有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大规模扩建，还有购买外国舰船。
政治上，裁撤知政使司（明朝通政使司）等冗余衙门，清理冗官。肃清贪腐，整顿吏治。对于已有的洋务企业中的腐败也要治理。
有人下去，就有人上来。全高帝从军师府选了两个侍中为南台香扆殿行走，专司洋务事宜，并给他们配属了大量幕僚。侍中品级就不高，五品而已，他们的幕僚当然就更低了，净是六七品的官员，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他们。全高帝日常处理国政的办公室还是在紫禁城的武英殿，而私人办公室则设在西苑太液池中南台岛上的香扆殿，就算是和县令平级的七品芝麻官，人家的办公室设在皇上办公室的门口，你不服？
教育上，全国所有官办学校增加新学课程，从三年后开始，文科举也要全面加考数学、历史、时政内容。武科举变动不大，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时就增加了新学内容，这次只是增加了向非世兵子弟开放的名额。此外，还有派遣留学生、扩大译书规模等举措。对于各地的宗族义学之类的民办学校，也要引导它们变成新式学堂。
乍一看，哪条都没啥问题，都是正常的近代化改革措施，但是合在一起，就让李西平不寒而栗了。
但凡改革，必然是利好一部分人，损害一部分人，那么，这个全高新政损害的是哪些人呢？
被裁撤的冗官冗兵、腐败分子，肯定是受损的，不过这也没问题，国家财政不能一直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更不该纵容腐败。
那些只会读四书五经，学不进去新知识的旧式读书人，也会利益受损，但这也没办法，这都19世纪下半叶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要来了，顺朝必须有大量懂新学的官员，总不能拿之乎者也对抗电力和内燃机。
可是，就算这些都是注定被历史淘汰的人，也不能皇帝亲自出手把他们一股脑全淘汰了啊。
最可怕的是，这次新政涉及世兵了。
能成为光吃饭不干活的冗兵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世兵子弟呢。顺朝陈腐的卫戍部队，正是这些人吃白食的地方。把这些地方裁撤了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可是利的并不是作为皇帝统治国家的支柱的“民”啊。
皇帝回报给世兵子弟的是军校和其他各种学校的扩招，理论上来说这的确是正路。然而世兵内部也是不同的。学校扩招，利的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底层世兵，他们只能靠做题搏个出路。而世兵中真正说得上话的那些人，他们随便运动运动，就能在卫戍部队给自家子侄谋个轻松的肥缺，谁稀罕考试读书，学成出来充其量也就是个管着二三十个兵的基层军官，打起仗来还得去一线。对于那些大头兵家的孩子，这属于阶级飞升，只要有官做，拼命算什么，别人想拼还没这个机会呢。可是对于那些家里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苦役了。
一项底层支持、高层反对的政策，从道理上来说好像是没错，可是一旦出了事，没有高层的支持，拿什么来组织底层？你李盛智是创立了宗教，还是搞出了列宁式政党？
就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肃顺。他严查科举舞弊，给了统治阶级下层更公平的机会；他严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户部宝钞案；他在外交上和东北的底层旗人站在一起，抵制《瑷珲条约》；他主张提拔汉官，构建满汉联合的政权，还要在八旗内办学堂，让底层旗人读书，以此来挽救满洲人。
这些政策看起来都对，可肃顺是什么下场呢？肃顺法场杀头的那一天，百官皆欢，京城的众多旗人拍手称快，纷纷以土石掷打肃顺，砸得他血肉模糊。肃顺至死骂口不绝，刽子手用铁棍猛砸他的膝盖，才让他跪下受刑。
清朝的权贵是很擅长以史为鉴的，在他们看来，当年朱元璋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卫所中办学，让卫所子弟读书。勋贵既然是世袭的，那就难免腐朽，而卫所在基层，那些在一线工作的人的子弟读了书，就必然会出一些不腐朽的，那这些不腐朽的人怎么可能不与腐朽的人争权呢？结果就是到了明朝末年，勋贵的权力已经被局限于京营，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主要是各地卫所的军官子弟出身。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清朝的权贵们宁可把八旗子弟当猪养，也不投资八旗官学，八旗官学始终维持在不大的规模，学生也主要是权贵子弟。到了咸丰年间，这些八旗贵胄的子弟连武举都不爱考，外面汉人毕生奋斗求而不得的名额，在八旗内部居然招不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武乡试应试人数减少，不敷挑取。改于十人内取中一名，如有零数在五人上，亦取中一名”。
至于满洲人的共同利益？狗屁！只要我的家族长保富贵，其他满洲人是死是活关我鸟事。连把东北满族出卖给俄国的决心都没有的人，不配做一个爱新觉罗。想当年吴三桂、朱由崧“联虏平寇”的时候，何尝想过汉人的共同利益，那又凭啥指望清朝的皇帝和权贵更高尚呢？
而肃顺作为一个爱新觉罗，居然真的在乎那些在死黑龙江畔的旗人的命，居然真的想让八旗底层读书，给他们更公平的科举环境，不让权贵们凭喜好把自家奴才塞进官场，那他不死谁死。
顺朝是幸运的，一开始就没有搞封闭的小圈子的条件。当年李自成的队伍数年之间从千余人飞速扩充到几十万，这种情况下搞小圈子是死路一条，必须尽可能多地团结底层军事贵族。但是二百余年积累下来，顺朝的世兵内部也早就有了上下之分，现在的军学教育只是给底层留一条出路，让他们不造反罢了，论做官的难度，那些寒窗苦读的人十倍百倍于那些有个好老子的。
现在，皇帝居然要改动这个局面，这篓子可就捅大了。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扩编六镇新军的决定，把新军的数目直接翻一倍，能选进新军军官的世兵子弟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再加上新军的强大武力，或可稳住世兵阶层。
李西平一个通判当然犯不上为皇上担忧，不过他得为自己担忧一下。
李西平从来不相信皇帝会真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搞什么改革。如果说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处境，再不救国皇位就坐不住了，那么皇帝是有可能努力救国的。而现在的顺朝根本就没有外部威胁，任何外国军队敢攻入顺朝本土，都不可能是六镇新军的对手，农民起义也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既然大顺皇帝自保绰绰有余，那他改革就绝不可能是为了什么伟大理想，必然是为了利益。
到了皇帝这个位置，追求钱已经没有意义了，唯一能让他们追求的就是权力。
这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大顺朝真有那么父慈子孝吗？
顺朝这二百多年来的皇位继承稳定得惊人，足以让古往今来所有王朝艳羡。迄今为止六次皇位交接，全都是嫡长子被立为太子，皇帝在太子加冠的同时就让太子监国，皇位传承平稳至极，没有任何波澜。但这并不是大顺的制度多么优越，只是运气而已。
李自成放心让儿子监国，是因为这个时空开挂一般的他个人权力之盛已经可以竞争中国历代帝王第一人了，他可以随便玩，没关系。开国勋贵经过了“洪承畴严选”，不可能威胁皇权，所以李自成既能像朱元璋一样扶持儿子，又不必像朱元璋那样清洗老兄弟。
而顺太宗让顺世宗监国，可就没那么放心大胆了，他一直小心翼翼监视着儿子，不让儿子形成自己的党羽，以免威胁自己的权力。他派顺世宗去反贪，干的净是抓人杀人的活，把各地的利益集团得罪个遍。顺太宗死后，顺世宗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父亲留下的势力进行大洗牌，流放路上人满为患。
也正因为顺太宗一直限制顺世宗的班底，甚至不怎么让顺世宗和同学接触，顺世宗继位后，没有那么多正经的嫡系官员可以提拔，就更偏向于信重那些在他做太子时投机幸进之辈。这些人难以担任正规官职，就导致了宫廷女官和皇商的权力膨胀，以及颇为严重的酷吏政治问题。按顺朝极度倾向于流放的法律，很难名正言顺地给人定死罪，顺世宗居然采用政治暗杀的手段。
顺世宗的权力欲也并不比他的父亲弱，所以他儿子顺高宗的所谓监国根本有名无实，只能算是观摩了一下政务，完全没有培养起自己的班底。万幸的是，顺高宗刚加冠没多久，顺世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大约是撑不了几年了，因此他也就不必担心将来儿子等不及了夺自己的权力。
为了避免儿子有样学样，在自己死后也对自己的党羽来个大清洗，顺世宗给顺高宗安排了一个可靠的亲信班底，基本都是顺高宗的同学。这些同学要么是世袭贵族出身，要么是文武科举考出来的，现在辅佐太子，前程都非常稳，也就不必像顺世宗当年的党羽那样总想着搞事上位，干掉老皇帝的亲信。顺世宗对于自己这些爪牙固然没什么感情，可如果自己死后，自己一手提拔的这些人纷纷抄家杀头，将来自己在后人眼中的评价只怕高不到哪去。
顺高宗的一生可谓真正的一帆风顺。他生下来就是顺太宗的嫡长孙，注定将来要做皇帝的。顺太宗虽然对儿子百般提防，但是对这个孙子是真的像平常人家的祖父一样疼爱。因为顺太宗非常肯定，以孙子的年纪，永远不可能威胁自己。等孙子人到中年想要夺权，那会儿自己已经快一百岁了，以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可能活得到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可以只做祖孙，不掺杂权力的衡量。
顺高宗那个权力欲极重的爹又是主打一个只顾自己，对鸡娃没兴趣。因此，顺高宗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中，和同学交情甚笃，精通各种琴棋书画和体育活动。后世的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画作《出猎图》，画上还是太子的顺高宗坐在火堆旁抱着吉他弹唱，身边蹲着一条细犬，观赏着两个光着膀子的肌肉猛男摔跤。这就是顺高宗青年时期的日常。
顺高宗刚一成年父亲就开始得病，班底不用自己去拉拢，父亲都在同学队伍中安排好了，监国五年之后父亲去世，他就顺顺当当地接过了皇位，解决了被父亲打得只剩一丝血的准噶尔，顺顺当当地巩固了权力。就算是大顺皇帝，这也未免顺得过分了。
顺高宗身上颇多纨绔习气，干过不少荒唐事，不过对于这个处于顺朝鼎盛期的皇帝来说，这不算什么。只要不搞大型工程，不妄动刀兵，普通的吃喝玩乐、行围采猎、举办赛会能花几个钱。至于好色，那更是帝王的传统美德，不好色怎么生儿子，不生儿子皇位谁继承。
皇帝喜欢美食不算什么，有他的胃限制他；皇帝喜欢美酒不算什么，有他的肝限制他；皇帝喜欢美女不算什么，有他的肾限制他。像顺高宗这样喜欢收藏书画、文物、图书，在西苑盖亭台楼阁，在南苑养狮子、大象、长颈鹿，哪怕在承德避暑山庄建寺庙，在全国各地建巨型图书馆，这种普通奇观以顺朝家大业大的财力还是承担得起的。就怕皇帝想开疆拓土、扬威四方，那才是无底洞呢。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顺高宗的权力欲虽然也重，却不至于为了权力太过操心，只要不出大问题，他就懒得用心琢磨。等到他的太子顺仁宗监国的时候，顺高宗已经年近七旬，自然也不需要担心儿子将来等不及夺权，就很正常地为儿子配置了班底。
而且顺仁宗的性格在顺朝皇帝中是最特殊的，往好了说，叫“温和”，说得不客气些，就是个大号的废物点心。
但顺仁宗肯定以任何标准算都不会被列入昏君行列。他在位期间，内阁和军师署的地位空前加强，因为顺仁宗几乎把任何问题都按照文武两途扔给这两个部门，让他们拟出方案，自己签字盖章。
前代的四个顺朝皇帝当然也都是这么做的，否则什么事都自己制订方案，非累死不可，但是他们至少都会写一些批示。而顺仁宗没有批示，直接打勾或者打叉，而且几乎只有打勾，没有打叉。
按照顺朝的官制，内阁和军师署中的成员至少也有个举人功名，肯定是聪明人，而且都必须在基层有说得过去的履历，才有可能到这个位置，所以不客气地说，他们哪个人都比顺仁宗水平高。
内阁和军师署中的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派系，所以他们集体讨论通过的方案肯定不可能是那种得罪天下缙绅的，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稳妥的方案。涉及军务的问题，顺仁宗会再问一下京营勋贵们，只要他们不强烈反对就行。因为承平日久，京营勋贵有不少没上过战场，所以顺仁宗不让他们直接拟订方案，只保留了他们的否决权。
自古以来，皇帝是废物点心的情况太多了，可皇帝居然清楚自己是个废物点心，这就太难得了。没有强力人物主持，自然是不可能搞什么大型改革，顺仁宗时期，对于前代留下的积弊只有些小修小补，从无大规模的纠正，但至少让越过了巅峰期的顺朝踩着刹车缓缓溜坡，以正常速度缓慢腐朽，没出什么大事。
顺仁宗也不是不恋权，但他不会像顺朝前三代皇帝那样费尽心机去消除潜在的威胁，只要明面上没有威胁就可以了。顺仁宗不仅能力有限，身体也很一般，肥胖且多病。虽然活了六十一岁，但是过了三十岁以后就扛不住任何高强度工作了，在武英殿上坐一个时辰就开始头晕目眩。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的儿子德明帝（现在应该叫顺中宗）开始监国之后，顺仁宗也实在没心思再去限制儿子。以自己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都管，必须和人分享权力，分给太子，尚可维持明面上的父慈子孝，让德明帝安心等他去世。等德明帝人到中年，被权力引诱得忍无可忍，顺仁宗也百病缠身，成天躺着，快寿终正寝了。如果非要另行提拔党羽限制太子，那就是逼太子起歹心了。
于是，就造就了执掌最高权力几乎一个甲子的德明帝。
顺仁宗也是有最基本的权力欲的，既然他自己掌不了大权，那就绝不允许臣子中有这样的人物。在他的刻意宽纵下，朝中异论相搅非常严重，文臣党争分成十几派都不止，许多腐朽老迈的家伙身居高位。以至于德明帝上台之后，为了做事还不得不清理掉不少人，加强一些臣子的权力。
德明帝权力欲之重不亚于太宗、世宗，可现在实在是无人可以与他相争。哪怕鸦片战争时期把弟弟李天悦放到前线当总督，他都不用担心。揽权是毫无必要的，他的权力已经强大到需要反过来不断授权给臣子，省得他们像仁宗年间那样屁事都干不成。
对于太子的培养，德明帝是按最高标准来的，毫不担心太子会威胁自己，因为太子太年轻，德明帝老来得子，不可能活到太子人到中年羽翼丰满。为此，德明帝还主动清退了一些比较强势的臣子，比如李西平亲身经历的赶走贝丰谷的事件。
可这依然改变不了一个问题：德明帝执政六十年，几乎所有人都天然属于他的派系。哪怕李西平这样的小角色，作为鸦片战争中被火线提拔起来的新秀，在各处改革试点工作，说他是“德明党”有毛病吗？
而德明帝留给太子的那些同学班底，年纪最大的也才三十岁，再怎么超擢，也难以占据所有要津。
德明帝晚年甚至特意留了一批中年官员压着不提拔，等全高帝李盛智上台后把他们提拔起来作为嫡系班底使用，可这依然不够。德明帝在武英殿坐了一个甲子，对于全国的绝大部分官吏来说，打他们记事起就知道皇帝是德明，感觉好像中国自打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这一个皇帝一样。以至于李盛智很少不愿意在武英殿办公，那里父亲的影子太重了。
“德明党”当然不可能把德明帝刨出来复活和李盛智争皇位，但他们在每一个细枝末节迟滞着皇帝对帝国的控制。既然能称为先帝旧臣，那显然是德明年间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数不希望有任何变化的。
就拿他李西平来说，他想变吗？他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早就不盼着能有什么挽救大顺朝的改革，也只想按部就班地多建几个工厂罢了。他开工厂也要依托权力，改革了说不定就会损害他的利益。洋务派尚且如此，别的派就更不必说了。
可李盛智必须改革，这和大顺是不是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没有关系，而是他还没拿到全部的皇帝权力。一股在德明年间毫不起眼的力量成了他的阻碍。
淮北民变爆发都快一年了，六镇新军居然现在还没动，除了登州的第三镇有不到两千人支援徐州，其他新军还从未与曹军交手。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皇上脑袋被驴踢了。第二，皇上另有所图。虽说历史上脑袋被驴踢过的皇帝也不在少数，但李盛智估计还不至于。
原因其实很简单，六镇新军的高级军官全都是德明帝一手提拔的，李盛智不能让他们得了军功，必须换上自己人。没有嫡系亲信打出来的军功，他就会很长时间无法解决朝中的牵制。虽然理论上来说，按部就班地一点点搞下去，总会完成权力交接，但是李盛智可忍不了自己做一二十年的“半皇帝”。
于是，他就借着“改革”的机会，大刀阔斧地换人。不过在李西平看来，这换人的手法实在太糙了。
第一步就让诸葛阳宁致仕回家，声势固然很惊人，其实毫无意义。诸葛阳宁当然是典型的“德明党”，可他既然是德明帝以火箭速度飞速提拔上来的，那自然就没什么自己的派系，他过去一直被德明帝当成“改革大将”来使用，人缘能好到哪去？和诸葛阳宁相善的，大多是梅文山、李西平这样的小角色，根本不在皇帝眼里。这帮“副市级”官员在老百姓看来是了不起的大老爷，在朝堂上算个六。要是淮北农民军打进京城，他们连被追赃助饷的资格都没有。
诸葛阳宁一走，相当于李盛智开局就吹了冲锋号，其他那些要被清退的“冗官”一定会想办法团结起来抗拒。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毫无理由地命令他“患病”，让他滚蛋。但这种无限的权力只在面对个人的时候起作用，你总不能对半个朝堂都这么干吧。
接替诸葛阳宁的人选很快就确定了——孙磊，就是当年查湖南米案的那个“石猴”。当年他在湖南做了几年按察使，随后就被提拔成了刑政府侍郎，然而不是实职侍郎，仅仅挂个虚衔而已。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是贝丰谷的远房外甥，属于贝丰谷一系，贝丰谷倒台了，皇帝却又找不到孙磊的什么错处，就把他明升暗降挂起来了。
但实际上，孙磊过去办了那么多案子，想找他的错处还不容易？能办大案的人大部分都比犯罪分子还狠还黑，怎么可能光靠一身正气。
孙磊被德明帝闲置了十余年，正是因为他年轻且有本事，德明帝当时估计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打算把这个人留给儿子，所以故意让他在自己手下不得志。只是当时德明帝没想到自己还能活这么久罢了。
不过即便是现在，孙磊也才刚五十岁，对于内阁首辅来说算得上年轻的了。理论上来说，孙磊这样的人应该先以侍郎衔分管刑政府下辖的某个部门，获得实职，再成为刑政府尚书，进入内阁，最后做内阁首辅，德明帝的本意也是以孙磊作为刑部尚书的人选。以诸葛阳宁当年升官之快，也没有从侍郎直接变首辅。可现在李盛智着急又缺人，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虚职的刑政府侍郎是二品官，内阁首辅是一品官，虽然实际上差了好几级，但皇帝就硬说这是只提了一级，别人也无话可说。
一上来就换了内阁首辅，接下来的大规模人事变动不可避免。按理说，就算李西平是“德明党”，变也变不到他区区一个六品官头上，而且他是洋务派，理论上来讲是主张变革的。但是，顺朝的洋务运动已经搞了二十年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洋务派肯定是改革派，现在却不一定了，洋务派中不乏以德明时代后期为理想时代的人，只想顺着德明帝的老路盖工厂、修铁路的人，现在已经算是保守派了。
更何况既然和诸葛阳宁亲近的人不多，李西平这个名人就显得格外扎眼了。
不等诸葛阳宁离京，李西平便匆匆和这位老朋友告辞了，他不想走也不行，这一场改革下来，许多洋务派的人在东北的企业不论是皇商承办还是个人私产都有变动。他们一时走不开，很多事就要委托李西平去办了。李西平有心不管，毕竟这帮家伙里借着搞洋务中饱私囊的不在少数，可是自己头上已经牢牢贴了“洋务派”的标签，又怎能不给这些同派系的人办事呢，只要不是特别违背原则的事情，办了也就办了。李西平的底线也就是不把穷人害得家破人亡，别的就顾不得了。
一想到回辽宁之后得长期待在沈阳，和京城的洋务派不断电报联系，李西平就觉得肉疼，现在的电报价格可是一个字二十文啊！一封几十个字的电报就能花掉一两银子，顶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才几乎没有民用商用业务。
别人发报可以想办法走公账，可李西平的衙门在调兵山，根本没有电报，他从调兵山跑到沈阳来，和京城的朋友用电报谈私事，是不可能挂在府尹衙门的公账的，只能自己掏钱，这下可亏大了。
带着一堆麻烦咬牙切齿地坐上了火车，李西平现在只好奇一件事：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蛋突然刺激了皇帝？